有公开博弈才有拆迁新法

　　自1月29日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布以来，已近半年.这部万民期待的“拆迁新法”不但没有正式出台的迹象，相关部门也没有公布任何的审议时间表。《经济观察报》昨日援引国务院法制办有关人士的话称，拆迁修法已非当前工作着力点。更有了解内情的法律学者和律师称，新“拆迁条例”或已胎死腹中。
　　上述消息经披露后，网络舆论惋惜与哀叹之声此起彼伏，从未出镜的“利益集团”和“地方阻力”又被架上了公审席。然而，这只不过又是一场被告缺席的审判。正如不难预料拆迁变法的今日命运一样，民意审判的结果也早已定局——多数民意在不遗余力地呼吁、推动拆迁变法，它留下的，是又一张难以付诸执行的“舆论白条”。在此之前，已有三次明确反对现行拆行条例的民意浪潮，这些民意借助于唐福珍案、学者上书等公共事件，集中迸发并迅速席卷全国。
　　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就是民意推动拆迁变法的成果之一。尽管这部“意见稿”和当初“学者上书”所要求的目标相去甚远。彼时民意，是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现行“拆迁条例”是否违宪。只要违宪审查机制一启动，“拆迁条例”就难以逃脱被宣告无效的法律命运。这也将开创中国宪政史上由立法机关宣布行政条例无效的先河。遗憾的是，此番上书和“孙志刚事件”一样，均未能推动违宪审查的实质性进展。一个颇显浪漫主义的折衷办法，是效仿当年国务院以新法的出台来替代“收容遣送条例”。在“拆迁条例”的废除上，也可以由一个新条例来取代。
　　“意见稿”公布以后，公民参与立法的热情被大大激发出来，各种意见频频出现在公共舆论平台上。到2月12日，国务院法制办征求意见结束。舆论的关注点已在层出不穷的公共事件中游走。拆迁焦点被转移之后，我们居然没有看到这次征求意见的具体反馈公布——收到了多少条建议，又有多少意见被“意见稿”采纳，一些多数意见为何没被采纳，凡此种种皆和这次拆迁变法的幕后博弈一样，被人为隐身。立法征求民意，意在尊重民意，并通过公民参与来保证新法能够体现多数人意志。但征求民意最终却没有任何反馈，不说是调戏民意，至少也是缺乏诚意。
　　行政立法部门对拆迁变法事实上的悬搁当负直接责任。但对于行政立法部门而言，也有它不能协调的利益冲突。大规模拆迁的根源，一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需要，二是税收央地分立(1994年)之后，地方财政状况迅速恶化的需要。尤其是后一个根源，造就了阻碍拆迁变法“相关利益阶层”。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多次在媒体上表示，拆迁变法的“地方阻力”太大。这语焉不详的“地方阻力”，当然不是来自地方的民意在阻挠，甚至也不是开发商的商意在阻挠——因为“拆迁条例”规定的只是行政拆迁。商业拆迁则完全由民事法律和市场来调节。行政拆迁又只能源于国家为公共利益的征收——无论是国家征收还是行政拆迁，都是政府行为。阻挠拆迁变法的，正是来自地方的“官意”。
　　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在拆迁变法的公开博弈过程中，为何官意会缺席。因为在公开的舆论平台上，在法治的大原则之下，以人为本、注重民生、依法行政都具有了政治正确与法律正确。地方官员无法依据“官意”来与民意辩论。问题恰恰就出在，有一个秘密的管道，足以让官意充分表达，并最终影响立法的取向。
　　从媒体披露的各种信息来看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行政立法部门已经收到了这些代表地方官意的立法意见，并且这种意见还很强势，以致于让拆迁变法不得不悬搁。这在拆迁变法中，虽是决定性的因素，但在央地矛盾中仍只是其中小小的一项。民谣有云，“政令出不了中南海”，说的就是地方公然拒不执行中央政令的怪现状。与拆迁相关的一个例证是，5月15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：“对于程序不合法、补偿不到位、被拆迁人居住条件未得到保障以及未制订应急预案的，一律不得实施强制拆迁。因工作不力引发征地拆迁恶性事件，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将被追究责任。”而事实却是，违法强拆仍在各地不断上演，拆迁恶性事件频仍，而在公开的报道中，我们尚未看到“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”已被追究责任的任何记录。
　　重启拆迁立法的前提，是放弃行政立法模式，而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主持整个立法进程。只有超越行政层面的利益纠葛，并为拆迁立法打造一个公开、平等、充分的博弈平台，一部代表多次民意的拆迁法，才有可能在立法机关中诞生。